秘書卡倫挑選的很辛苦。

    而諾頓出版社的推銷員們，一個個上門介紹更是辛苦。

    有資格給未出版書籍做評價的都是高端教授，有些人比較好說話，你寄封信就行，但大多數人也許并不會因為一封來自出版社的信，就花費十幾個小時乃至更多的時間去閱讀一本下未出版的書籍。

    必須有來自諾頓出版社的熟人，一個個的介紹《基因組學》給他們。

    經理丹尼爾想要二十人到三十人來評價楊銳的《基因組學》，他的秘書卡倫就不得不挑選出一兩百人的名單，而諾頓的推銷員們，又不得不一一嘗試。

    即使如此，他們也幾乎無法得到三十人的數量。

    教授們很忙，哪怕有所空閑，也不一定愿意用來讀書。

    推銷員們只好多次上門，用盡各種方式，讓教授們愿意閱讀它。

    這并不容易，但銷售工作就是如此，通常來說，閱讀并且給某本書好評的教授，往往會對這本書網開一面，即使它比競品更弱勢。

    那些并不是最好的教科書，經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賣掉的。

    甚至于，有些教科書一年就賣給一所學校的也有。

    而在美國，售價極高的教科書，只要有人要，就能賺錢，20美元或者30美元的教科書在美國是基礎價，150美元甚至200美元的教科書也屢見不鮮，這當然不止是因為美國的教科書印刷精美，或者美國的消費水平如此，在一門課通常要兩三本教科書的美國大學里，一年一千美元以上的教科書支出是普通美國學生都承擔不了的。

    美國教育出版的特殊性，使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需要一些生存之道。

    諾頓出版社的生存之道，是他們的終身雇傭制，就像是日本企業一樣，諾頓出版社的員工幾乎是終身受雇的。

    而他的推銷員們，也是出了名的堅強。

    作為一家中型出版社，保守而違反普通美國公司經營方式的諾頓的推銷員們，幾乎問遍了行業內的基因生物學大拿。

    任何一個研究領域所能容納的學者數量都是有限的，而能容納多少學者，其實是由研究領域的熱門度，而不是領域的重要程度來決定的。

    這很容易理解，只有熱門的研究領域才能養得起數量眾多的學者，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抗生素研究，那簡直稱得上是全球皆兵，全球每個國家的每個大學，只要有醫學和生物學研究的，就沒有不研究抗生素的，當時，這東西可是被看做治愈疾病的希望，解決人類生老病死的終極答案，就全球范圍來說，抓1000萬名從業者，100萬名研究者，1000名知名教授不成問題。